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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Communard
首先,我们需要辨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战争刚刚结束的斯大林苏联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镇压体系被建立,但是相反在社会氛围上革命激进主义重新得到很大影响力的时期。
卫国战争中苏联官方在战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不仅仅像刻板印象一样推广了极大的民族主义文宣要素,同时在文化作品和社会语言上积极的推广了游击队主义,革命青年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牺牲思想:比如在当时苏联社会脍炙人口的《青年近卫军》和《卓雅和舒拉的故事》。
而这种在青年之中推广的革命激进主义和早就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布尔什维克批判性语言和组织模式,以及战后饥荒和社会危机推动了一场所谓的“庞大的公社反苏网络”事件。
“公社反苏网络”案件其实就是NKVD军事委员会对在1946年到1950年的各地苏联新的青年地下左翼组织的统称。由于这个“网络”跨越很多地区和规模庞大。最后此案被定义成严重的对于斯大林本人和体制的“反革命恐怖主义”威胁,被苏联官方定义成为左翼恐怖组织的包括:
以及大量的名字被掩盖的被NKVD定性为刺杀贝利亚/刺杀斯大林的组织。
但是令NKVD感到困惑的不只是这个跨越了几乎半个俄罗斯的反苏网络,还有组成他们的成员们:
最终此案被定性为反苏网络大案,并且最终上呈至贝利亚进行进一步的侦破和处理工作。
但实际上,NKVD成员努力追寻的网络组织关系最后被证实是不存在的,这些广泛的青年反斯大林左翼组织实际上是独立自发形成的一次青年左翼运动。
这些青少年们都成长在三十年代,反对派政治在他们的青春中早已销声匿迹,不要说反对派的理论书刊,甚至列宁书刊的原本他们也很难得到:比如沃罗涅什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的鲍里斯·巴图野辅是在作为邮政工人的父亲的遗物之中找到了列宁在二月革命中对于科伦斯基政府的波拿巴主义原则的批判,并由此开始广泛的收集参加过革命的父辈家庭里面仍然留存的列宁文本作为对抗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反波拿巴理论工具。同时在自发的理论的不同下,不同的组织对于苏联社会现状和应该执行的任务判断也不同,比如莫斯科革命斗争同盟认为苏联已经深处波拿巴体制之下,对于波拿巴体制顶点的斯大林本人的斗争是十分必要和急切的,而沃罗涅什青年共产党则认为苏联社会现在所必需的要务是对于官僚波拿巴体制的斗争,在边疆区的争取自由同盟则认为斗争关键在于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等级制度的进攻。
同时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镇压完善,社会矛盾也极具加剧(1946年饥荒)的社会中,沃罗涅什青年共产党的阿纳托里·日格林描述自己参加运动的理由就是:沃罗涅什在二战中就被摧毁殆尽,但是在战后饥荒和重建中,这个城市也是率先被苏联舍弃,街上到处是废墟和乞食的人但是同时省党委却还能够保证每天的新鲜水果,这让他感觉到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的口号在苏联没有成为现实。沃罗涅什作为这种社会矛盾的极端激化的例子,也让它成为了这次青年左翼运动的核心:两个人数超过五十人的青年组织同时出现在沃罗涅什宣传对抗斯大林政权。
同时革命激进主义也在以苏联官方意想不到的在社会中蔓延,在NKVD破获的在莫斯科的革命斗争联盟的书籍出版物里,他们发现缴获的最多的反而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小说《青年近卫军》和苏联在1942年出版的讲述女游击队员的小册子《卓雅》(卓雅和波拉的小说前身),同时该组织不少成员就是莫斯科共青团组织的积极分子。但同样是这个组织,他们十分认真严肃的进行了对于斯大林本人的探讨,并形成了两个观点:彰显革命的人道主义,不以斯大林本人作为运动核心的对抗目标亦或是采取直接的激进主义,以刺杀斯大林为目标进行组织活动。
就在这种自发,同时带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的青年运动下,NKVD在早期的侦破工作成功被蒙蔽。在1947-48年中未能察觉他们的行动和组织,直到1949年,NKVD的军事委员会接管这方面的侦破工作后才开始将这些已经形成了相当组织的青年左翼运动连根拔除。但是对于已经扩散和不断迸发的新列宁组织的打压也不太顺利(NKVD组织没能很好的掌握他们出现的逻辑),镇压活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斯大林死前一年才被宣告结案。
最终这些为了力图改变苏联社会阶级矛盾现状,以刺杀,殴打斯大林,或者是对抗斯大林体制的新列宁主义组织里面的普通年轻人们得到的判决大体如下:
大部分成年成员,特别是工读生,被判处25年苦役,送往古拉格执行;
莫斯科革命斗争同盟的女性成年成员被判处10年苦役,送往古拉格执行;
沃罗涅什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成年领导人被判处就地枪决;
沃罗涅什青年共产党的大部分中学生成员被判处10年苦役,送往西伯利亚各地矿场执行;
少部分莫斯科革命斗争同盟,车里宾思克集团和沃罗涅什青年共产党的未成年成员被判处5年苦役,送往西伯利亚执行;
争取自由同盟因为不少成员是士兵,所以被判处的10-25年的苦役直接由军队执行。
在陆陆续续的判决执行结束后苏联发生了轰然的地震,斯大林在他的豪华别墅里死掉了,贝利亚和马林克夫接手了斯大林的政权,随后赫鲁晓夫和朱可夫通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又从他的老同僚手里夺到了政权。
而伴随其中的就是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体制的社会镇压模式的转化和废除,随着各地劳改营的解禁和开放,这些在五十年代参与反斯大林活动的青年左翼也有一些得以赦免,比如阿纳托里·日格林在六年苦役后获释于1956年而没有服完他的十年苦役,但是被送往古拉格的许多成员没能等到赦免令的那一天就结束了自己动荡的一生了。但是赦免令是伴随着条件的,政治犯的罪名时刻伴随着这些出狱者并且被警告不能够继续宣扬他们曾经的事迹,因为反斯大林左翼这一名头,已经是新的苏联政府的名号,不允许被私自代表和另有解释。在依旧困顿的生活中许多人就这样消失了,也有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青春的斗争和理想然后直到作为他们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彻底褪色。
回到在1948年的夏天,他们仍旧是莫斯科理工学院里对爱情和革命都有憧憬的青年男女;在沃罗涅什焦急的等待着文学课下课回家和同伴们继续讨论波拿巴主义的中学生们;在列宁格勒打着螺丝并在闲暇时拿着被机油染黑的《国家与革命》进行宣传的工读生们……就如同当年他们不约而同的会鼓励自己的“列宁和我们一样”,他们和我们也一样:没有出身红海军军官的父亲,也没有能够保送大城市官僚集团的速通车,仅仅只是出身在小镇的年轻的中学生,对社会有了自己看法的大学生,在大城市打着螺丝的年轻工人……也许不同的是当他们了解到自己应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勇敢的去做了,然后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为代价,最终也没有成为哪怕是这段激昂历史的注脚。
最终他们消失了,就像“如他们一样”列宁那般迎来了终结,但是历史回到了我们这一页,青年人们总会出现。
普罗大众Prolétariat这一页也许不会是历史内容,也不能成为历史注脚,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会是承载着历史书页之身,不会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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